《史记》读书报告
生存还是死亡,这是一个问题。
遍览群书,《左传》里写道: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泰戈尔则下笔壮阔:生于夏花之灿烂,死于秋叶之静美。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展现出的生死观却是:人固有一死,或轻于鸿毛,或重于泰山,用之所趋异也。
择生还是择死,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津津乐道。司马迁笔下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深有所感:择死,是义无反顾,舍生取义。虽然人类命运的终点本就是死亡,但为了坚守心中的大义轰轰烈烈赴死尤其令人动容。
西楚霸王项羽,可谓一代枭雄,哪曾想也会有一日兵败无颜面对父老江东,死亦有道,于是他在滚滚江水面前自刎而亡,千余年过去,只留下李清照那句“至今思项羽,不敢过江东”,令人唏嘘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他对尊严的执着。
侯嬴北向自刎、程婴之死,则是对知己,对君主的忠贞不渝,是使命达成后的自我升华。有时生存比死亡要难得多。正如程婴所说的“死易,立孤难耳。”活着的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苦痛,即便如此内心也依然空虚。舍生取义,为义而死,对他们而言,才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道德理想。
《人民日报》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句话: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。心中藏着天下,这样的人叫英雄。心有勇气,提刀慷慨赴秦,箕踞骂而被诛,荆轲作为一名刺客,他或许早知选择了一条必死的道路,但他没有退缩,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这是他的战歌,也是他毕生的信念。
人类对于死亡、消灭这一类的字眼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恐惧,它天然带着悲剧感,在讲究“花好月圆”的中国,更容易引起人们心中的抵触情绪。因此敢于直面死亡,向死而生者更值得倾佩与尊敬。
我们都知道儒家提倡“士可杀不可辱”,汉代士大夫崇尚“死节”,也就是说,宁可死亡也要保持操守。然而,在司马迁的笔下除了感受到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大义凛然之外,还展现出他们不死小义,成就大义的气节。司马迁的一生,可谓是忍辱求生,能屈能伸的生死观的真实写照。
讥评堪过耳,心本勇绝何惧人言。纵入火海,仍抱怀垂怜。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专心创作之际,因为替李陵辩护,触怒汉武帝,于是天降横祸,虽免一死,却被判以“宫刑”,引起轩然大波。他痛心疾首道:刑余之人,无所比数,非一世也,所从来远矣……自古而耻之。在那时,阉割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,也意味着对他人格上的侮辱。此时,我似乎能透过《报任安书》感受到司马迁深深的煎熬。生,意味着他必须一辈子背负着天大的耻辱,忍受着世人对他的指指点点,从此名誉扫地;死,看似一了百了,但父亲遗愿未成,大志未报,着实意难平……
择生还是择死,在这种极致的两难中,司马迁选择了前者,“就极刑而无愠色”,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。对后人来说,应该庆幸司马迁的选择,才能让我们今时今日有机会触摸历史长河里那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;应该庆幸他忍辱负重,用笔杆书写历史,著述历史,让后来者以史为鉴;应该敬佩他在“肠一日而九回”的痛苦挣扎中顽强不屈,坚忍不拔的精神。
像这样忍辱求生以成其志的人物形象在《史记》中并不罕见,管仲“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”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;伍子胥饱受命运摧残,辗转流离,隐忍复仇的故事;韩信为远大目标甘受胯下之辱……无不彰显出司马迁不因一时之辱而轻生的生命态度。
忍辱求生者想要在险境中求一方天地,或著书立说,或建功立业,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。他绝不是提倡碌碌无为地苟活,而是在绝境中开辟新的道路,创造人生的价值,不一味盲从于传统“死节”的道义约束,更是传递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。
生与死,只在一念之间。人要看淡死,灾难来临时才能坦然面对死亡,让其重于泰山;更要珍惜生,过好自己的生活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宠辱不惊,去留无意,如此甚好。